本来华北的抗战形势是一片大好，华中地区虽然是一场惨胜，但南昌最终保住了，无论是民心士气，还是税赋兵源都比历时同期要好得多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内部的右翼势龗力又开始抬头了。

　　1939年1月21日至30日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。这次会议确定了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的方针，成立了反共的“特别委员会”，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。全会以后，陆续制定了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、《异党问题处置办法》、《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》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。国民政府的斗争矛头，已由对外转向对内。

　　随着敌后力龗量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好转，这个趋势愈发明显。刚刚吃了败仗的冈村宁次立马像毒蛇一样找到了突破口，加紧对敌后部队的策反工作。不得不承认，冈村在这方面确实很有一手。他非常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，来实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。

　　第一批落水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和参谋长王清翰，他们两个跟石友三的关系很好，是多年的老交情。因此对于高树勋这种“大义灭亲”、不顾同僚感情的行为非常反感。而且孙良诚以前是高树勋的长官，现在高树勋当总司令，他当副总司令，感到很不服气。

　　王清翰则是跟石友三走的太近，很多跟日本人接洽的事情他也有份。非常担心郑卫国或者高树勋找他秋后算账。

　　因此，等冈村宁次的密使一到，两人二话不说就投降了，还拉走了独立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等一大批部队。

　　在河北打开突破口之后，冈村宁次又把目光瞄准了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。很快，像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、豫北保安司令王胜武、鲁南保安司令荣子桓、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、暂编第二师长张步云、骑一军某部师长赵瑞、杨诚等一大批敌后将领就像得了瘟疫一样接连叛变投敌。

　　除了这些较为正规的部队以外，冈村还大肆拉拢各种游杂武装、土匪、大地主的私人武装，搞了一大堆像什么防共军、剿共军、和平救国军、和平建国军、绥靖自治军、联防救国军……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、伪第十一师张东云等部。

　　一下子有这么多军队叛变，就像当头一桶凉水，给刚刚看到一丝希望曙光的敌后军民带来了极为沉重地心理打击。更为遗憾的是。事后查明这里面大部分军队。特别是正规军都是受了国民政府“曲线救国”政策的影响，其中很多部队在投敌之后甚至还能领到重庆政府的军饷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冈村宁次是这幕“降将如潮”、“降兵如毛”的奇迹创造者，但如果没有常凯申委员长的背后支持。是断然玩不了这么大的。这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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